【背景链接】
深圳的城管外包，这些一度被认为是创新机制，但由于部分成员涉黑被披露，所以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根据深圳城管局法规处一负责人的说法，在两周左右的时间内可能会出台新的政策来取代原来的城管外包，或者先取消了再说，这样一来运行了5年之久的深圳城管外包的制度有可能退出舞台。
【标准表述】
[华政分析]
城管的职能
城管的职能，一部分是服务性的，如园林绿化、市政设施维护等；另一部分是执法职能。基层城管部门作为执法的主体，其执法职能是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执法权是不能外包的。于是，“城管外包”只外包了服务事项，执法权并没有外包，这样的改革探索原本旨在解决人力不足的难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哪些属于“服务”，哪些属于“执法”，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引发了不少问题。城管协管员不具有执法主体的地位，发现有违反城市管理法律规定的各种行为，只能教育，督促。这也导致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常常遭遇困境，与街头打游击的小商贩屡屡上演令人瞠目的戏码，甚至发生“血案”。而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又致使原本的服务外包时常夹杂越权“执法”。
城管外包的危害
城管外包，也为行政部门提供了推卸责任的空间。原本各个城市管理职能部门不愿管、管不好的“苦差事”集中到了“城管”。而“城管”又把“苦差事中的苦差事”转交给了城管协管员。与街头打游击的小商贩屡屡上演令人瞠目的戏码，故而常常激发社会矛盾。但发生问题后，有些行政管理部门就以涉案人员是“临时工”为由，将原本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推卸干净。渐渐地，“临时”、“外聘”成了不无冷幽默的语词。
城管的外包，也必然带来“执法权”的转移：一群未经充分筛选、严格训练、考核上岗的“社会人士”，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罚没、罚款、报批等权力。现实情况下，一方面“外包人员”只能从职能部门领取极微的薪酬；另一方面，他们却手握着能量十足的权力。那么，便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城管外包会否异化成，“外租执法权，并默许其人用以谋利，从而换取他们甘愿廉价服务。
城管外包，走市场化之路，某种意义上，的确能够应对人力严重不足的现状。但是面对城市管理的难题，基层城管部门不能简单地从自身的行政执法便捷性出发，一包了之。从深圳城管外包服务公司的实践看来，城管“外包”在准入机制、日常监管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潜伏重大隐患。连城管职能也外包出去，且又缺乏相关的监管机制，只会导致公权力被滥用，激化矛盾，于社会有害而无益。
[各方观点]
将更多“政府职能”剥离，甚至转给社会力量接盘，对促进就业、压缩成本、提升效率都助益良多。但，有一前提总不该模糊，即“职能外包，永不应伴随公权的附送”。
——然玉
所谓的城管外包，就是政府甩了包袱，企业捡了便宜，一群没有执法权的人戴上了大盖帽。城管外包导致的直接后果：给管理造成了混乱，给法治造成了伤害。
——俞柏鸿
工程外包，公安外包，城管外包，都出问题。如果缺乏人手，不是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失业吗？
——吴应
城管本身就是个棘手的话题，如何搞最好，各城市均无最佳的办法，深圳把城管外包给公司，可以试试。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线，本身就具备试验田的作用，社会有很多东西，未见过，未试过，可以试试！
——南山樵
[华政应对]
在社会管理方面，城市需要管理，管理需要创新。“城管外包”，责任外卸，显然是“伪创新”。要做到真创新，一方面要以疏代堵，以更多的便民、惠民代替简单、粗暴的禁止，让公众感受并理解城市管理者的苦心、善意，进而转化为行动支持城市管理。一些地方开辟专门场所，引导流动摊档入室经营、规范经营，便是以疏代堵的公共管理案例；另一方面，多施仁政，惠泽百姓。仁，不仅表现在城管执法过程，更人性、更温柔，还体现在富民政策上，让百姓更富足、更文明，从而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
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政府一方面要设置购买服务的准入机制，强化对资质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计划制定相应的政府规章制度，规范服务外包行为，要密切监管服务质量，制定阶段性的验收。
在城管制度与素质方面，城管执法人员要在自强素质、提高执法水平和公信力上下工夫。要对现有城管制度进行完善，最大限度降低城管负面影响，提升其执法效率。一个执法部门，首先应该将其权力限制起来，也就是城管的权力半径应该受到规范和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