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正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新疆天山和云南哈尼梯田“申遗”成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已经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达到45处。
可以预期的是，申遗成功能给当地带来巨大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所以，近些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申遗。然而，重申报、轻保护一直为遗产保护者所诟病，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假借“保护遗产、传承文明”之名对世界遗产进行掠夺性开发。
地方政府“烧钱”申遗，“生意经”尾随而至
2010年，在巴西举行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少林寺在内的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申遗花费7．9亿元。同样，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参与联合申报的县市也付出了12亿元。
有报道指出，直到2008年，在“中国丹霞”项目中承担4．5亿元项目经费的湖南省新宁县的财政收入才2亿元人民币。一个小县城敢于拿出县里两年多的财政收入来申遗，在当地老百姓眼中，就是一盘“孤注一掷”的“赌局”。
“有钱就不惜血本地‘烧钱’，没钱就借钱、贷款；就算没有‘真家伙’，也依然可以在原址上修建、‘掺杂’假的东西。在疯狂申遗的背后，隐藏的是当地政府对所谓‘政绩’和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说，在申遗成功后，景点门票价格的大幅上涨往往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便公众提出质疑，地方政府也会堂而皇之地摆出控制景区游客数量、更好地保护遗产资源的理由。
某旅行社经理杨琦说：“一张九寨沟的门票钱可以玩遍美国黄石公园、印度泰姬陵、日本富士山后还富裕一些，我们世界遗产的票价算‘暴利’了。”
遗产“不堪重负”，保护承诺“不作数”
在2007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因为“旅游业过度开发、遗产地不堪重负”，我国就曾有包括丽江古城、故宫、颐和园在内的6处世界遗产被亮“黄牌”。
“复真观改建成宾馆”“曲阜孔庙水洗事件”“故宫星巴克事件”……世界遗产被“过度开发”事件频频被曝光。
早在2002年，“世界文化遗产”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的道观――复真观被改建成三星级宾馆事件引起轰动。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家宾馆的投资者正是肩负文物保护职责的武当山文管所。
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于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然而，从2001年开始，当地文管所在“复真观”内大兴土木，对部分古建筑按三星级宾馆标准进行改造、扩建，对外提供吃、住、游、购、娱全方位服务，严重破坏了古建筑文物。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李利安教授表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把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来开发是无可厚非的；而在申遗成功之后，投资方通过提高门票价格、过度进行开发等方式收回申遗时所付出的成本，“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方式方法。”
“申遗”需理性 保护优先破解“怪圈”
同样为“世界遗产大国”的意大利在保护文化遗产上的许多做法值得借鉴。意大利政府每年投入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同时鼓励私营企业家大力投资保护文化遗产，对投资文物修复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优惠。
对于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大利政府还制订了《保护文化和自然景观遗产法典》。法典规定，对破坏遗产的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数百至数万欧元不等的罚金以及6个月至1年的监禁。
李利安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要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处于濒危状态；有完整的保护计划。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申遗工作的完成，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更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申遗的成功意味着责任的加大，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如何保护利用好世界遗产，使之传之后代，代代相传，摆在相关工作者的面前。”
李利安说：“文化是一种资源，但绝不应该仅仅把它看做是一种经济资源，如果我们能对文化遗产在传承民族精神、提升国民修养方面发挥的作用多加思考和评估，可能我们的‘申遗’行为就会理智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