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8日宣布，为鼓励药企生产低价药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国家取消280种低价西药和250种低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价，生产企业可在西药费用日均不超过3元、中成药日均费用不超过5元的前提下自主定价。
取消低价药最高零售价，意味着一些低价药或有不同程度的涨价。直观看，这不是患者的福音；但客观讲，这或是一种“次优选择”——有些低价药价格虽然上涨了，但能调动药企生产低价药的积极性，有助于保障低价药品供给，尤其是一些急救用药。
为解决百姓看病贵难题，从1996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药品价格秩序，但在政府投入不足、“以药养医”体制格局下，利益的驱动和制度上的漏洞，已经使医生、医院、药企、药商形成坚硬的“利益链条”。一方面，几十次“降价令”难以撬动药价坚冰；另一方面，低价药让生产商和医院无利可图，为了赚取利润，他们往往会玩“变脸”以逃避降价，如“改个药名”“换个剂型”，实在不行就“放弃生产”“不予经销”，让低价药品“见光死”——哪种药价“被降价”、价格低，哪种药物就有可能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这让有些患者苦不堪言。
可见，应对低价药品“见光死”现象，堵不如疏，有限度地放开低价药最高零售价，给予药企一定的自主定价权，不但不会导致价格的普涨，而且还能确保一些低价质优药品的生产与市场上的投放，显然是一种“多赢”之举。
事实上，近年来，一些药企在政府药品招标采购中恶性竞争，部分纳入医保范围的低价药招标价格远远低于生产成本。加上原材料、劳动力和环保等成本不断上涨，部分药品用途不广、用量少等原因，不少厂家纷纷限产或放弃生产，导致患者用不上低价质优的药品。而追求合适的利润是企业的“天职”，定价低价药品，原本就该实事求是，充分考虑药企的诉求，这才是科学的认知和态度。
药品价格是关乎民生的大事！据2012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人均住院费用为近7000元。而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算一算就会发现，不少人辛苦劳作一年，主要收入全送给医院当药费了。显然，取消低价药最高限价是“次优选择”，而非最佳选择。如何让患者花少钱治病，需要政府部门有更多、更高的智慧予以应对。
让公众减轻“看病贵”的窘境，除了确保一些低价药在市场的流通外，还有更多的治本之策可寻。比如，政府要加大对医院的财政拨付，改革“医药不分”“以药养医”体制，杜绝医院“过度医疗”或卖药求生。“以药养医”一日不改，药品上层层加价的利益链条就一日难除。尤其是，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市场监管和审批制度，尤其是那些所谓“新药”审批，谨防一些原是低价的药品“换个马甲”价格就翻倍。同时，在财税制度上对低价药的生产供给予以适当扶持，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都要发挥作用，方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