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加速的一个必然特征是外来人口向城市集聚，深圳“治安高危人员”清查事件所引发的争议，正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治理歧路。
城市人口集聚，大城市病出现，事实上对城市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城市治理者应当从公共服务提供的角度来解决人口问题，比如，具体讨论城中村如何改造，无业人员如何实现就业等等，而不是轰人了事。
“全国城市都这么做的话，我们的农民工进城怎么解决，城市化又如何推进。
高危人员定性不清,在法律上没有被清理的依据，定义过于宽泛，可能扩大打击面（小商小贩）。
应由立法机关出台地方性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而不是由公安机关自己认定
深圳以大运会安保作为清退理由，“是借口”，实质是为了自己一方利益，而别的城市要效仿也能找到理由。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城市似乎集体感染“洁癖”，这种“洁癖”不仅仅体现在对城市面貌的要求上，更集中体现于对外来人口的态度。许多城市都宣称要引进高端人才，对于低学历、低技能的流动人口则想方设法予以排斥。
流动人口总量失控，具体管理缺位
中国的城市化往往步入“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歧途，其表现在于1亿多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落户，无法均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
这正是中国城市化当前的最大误区，其中，特大城市作出了坏榜样。
特大城市有最多的就业机会，集中了最优质的资源，却把最重要的人口资源排除在外。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人的城市化，城市要包容，不能光让‘好人’进来，而把特定人群作为清理对象。”
一方面我们能体谅警方改善治安环境的苦衷，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强调公民的权利本位，不能以治安改善的宏大叙事，掩盖公民可能的权利受损。法治社会的公正是以个案正义为逻辑起点，以公权的依法行政为实现途径的。如何依法对“治安高危人员”进行全面、可持续性的防控，是社会管理的一个新课题，需要在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