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脱钩于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最近，阿根廷、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货币大幅贬值和资产价格暴跌，引发了市场人士对“中国市场会否受到波及”这一话题的讨论：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近期一些新兴市场已经发生的货币大幅贬值可能拖累投资者对中国的风险偏好，若国内经济风险大规模暴露，则跨境资金流出的压力将显现出来。不过，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底子更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低，对资本具有长期吸引力，即使阶段性流出也不会对市场造成根本性冲击。
变数 新兴市场货币贬值拖累人民币?
新兴市场的“货币危机”有其自身的经济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的影响。去年12月，美联储宣布削减购债规模，这意味着其正式开启QE退出模式。而美联储1月议息会议结果即将出炉，其将继续缩减购债规模几成市场共识。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最新一期宏观经济周报中称，前瞻地看，近期一些新兴市场已经发生的货币大幅贬值可能拖累投资者对中国的风险偏好。同时，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影子银行的风险暴露也可能在短期内抑制市场情绪。这两个因素单独和共同作用，可能导致资本流入压力逆转，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
彭文生说，四季度资本流入较多，尤其是非FDI的短期资本流入量明显加大。同时，人民币升值显著。但是反映资本流动数量的月度指标无法提供今年1月以来的最新情况。1月以来，人民币中间价走势平稳，没有显著升值，反而小幅贬值。
在此前的9年中，人民币兑美元基本上呈现单边升值态势，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即期汇率已经逼近“6”的水平。市场人士普遍预期，人民币在2014年不太可能继续维持此前持续快速升值的态势，在缓步小幅升值的进程中，人民币阶段性贬值和回调的可能性在加大。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人民币继续强劲的单边升值趋势在2014年可能消失，甚至不排除在2014年上半年就出现阶段性走弱的情况。他说，从市场汇率行为来看，即使不能肯定已经达到均衡，但人民币汇率水平和经济基本面偏差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的经济状况对于未来人民币走向的影响将更为重要。而2014年是中国经济风险暴露的一年，而转型升级将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较大影响。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一旦人民币在某一时点出现断崖式的贬值，对中国的经济冲击将非常大。
态势 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上升
据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国际间资金收益率的差异，这方面的差异在宏观上主要受国际经济环境、国内经济形势、利率、汇率等多重因素影响，涉及资本流出和流入国两个方向。上述中金宏观经济周报指出，通过测算人民币偏离利率平价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我们发现资本流入压力在1月份仍然持续。
不过，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常规化运用对中国而言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极大增强，这主要表现在QE对跨境资金来源、数量和流向的影响。很明显，在QE退出明朗化的情况下，外部资金来源将减少，已经流入中国的投机性资金流出的倾向加大。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表示，美国QE退出正式启动，退出的进程和退出过程中新兴市场出现的一些反应，都会变成国际金融市场一个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会被市场反复炒作。美国退出QE的过程，可能造成国际资本的回流，也会加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另外，从内部来说，经济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都可能会加大我国跨境资金的波动。“我们既要关注流入的压力，也要关注流出的风险。”管涛说。
不过，管涛也表示，美国QE退出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明显。所谓影响还不明显，就是到现在为止，美国谈QE退出和正式宣布QE退出对中国跨境资金流动都没有造成根本的影响。根据EPFR最新一期公布的数据，在资金大量流出新兴市场股票基金的同时，投资者保留了他们对所谓的前沿市场和中国的“胃口”。
梁国勇也称，外部冲击下容易出现金融动荡的往往是那些自身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的国家，特别是存在长期、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的经济体。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稳定、金融体系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很强，加之国际收支资本账户开放度低，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因此面对外部资金面的压力，中国不会出现类似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和资产价格的大幅动荡。总体而言，中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仍将由经济基本面决定。
某银行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中国经济较前几年的高速增长有所放缓，但是比起其他新兴经济体还是明显要好。除非出现明显的风险事件，比如影子银行问题或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集中爆发，否则资金流入的可能性还是要大于流出的可能性。
应对 以市场化方式化解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逐步推进，目前跨境资金流出入中国的复杂性在上升，这尤其表现在具有投机性质的热钱进行跨境套利的隐蔽性越来越高。比如，去年以来，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推动，大量外汇借助贸易渠道流入国内，推高了贸易数据。
王幸平说，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对外币跨境流动的监管较为严格，但是对本币的跨境流动的监管要相对有限，有些企业现在是使用人民币而非外币的渠道来进行套利。尤其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这种行为值得监管部门重视。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去年12月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10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信用证及付款)的市场份额已达到8.66%，超越欧元的6.64%，成为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业内人士分析称，企业运用人民币来进行贸易融资，套利是很重要的动机之一。
梁国勇表示，对于投机资金，监管部门应加强监控，特别是对借贸易和直接投资途径的热钱动向有更清晰的把握。这一方面有助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挤出贸易和投资数据的水分。在这方面，央行针对“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虚假贸易融资行为”的措施是积极的进展。
日前，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也撰文指出，将深入研究“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出入。“托宾税”的提法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对此，管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托宾税”和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不太相同，主要是基于价格，依靠市场传导进行逆周期的调节。资本账户要向开放的方向迈进，但是开放并不意味着不管，而是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进行管理。“下一步，外汇局将加强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双向风险的监测，准备好预案，准备好工具，当然我们还要探索用更多的市场化工具，针对可能流入的或者流出的风险进行及时调控。”管涛表示。
梁国勇表示，货币当局可以通过短期手段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的成本，但这种方式既影响投机性的热钱，也可能影响一般性的资本流动决策。另一方面，决策者也可着眼于国内外的利差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同时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并加大汇率双向波动幅度。他表示，面对QE退出的挑战，让人民币“顺势”适度贬值对中国而言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梁国勇还表示，对中国而言有一个独特的风险值得警惕。由于外汇占款和货币供应之间的高度关联，跨境资本流动异常可能对国内流动性格局产生较大影响。金融机构资产和业务方面原来存在的问题可能因为流动性紧张而放大，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局部的支付危机和连锁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