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在公共场所带头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此外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控烟人士认为，控烟部门应该借此“东风”，积极促成全国性《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法》出台，让“步履维艰”的控烟事业走出“尴尬困境”。
我国于2003年11月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从2003年到2013年，10年间中国卷烟产量增加了50%，产量超过了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吸烟者总数达3亿多。陷于困境的控烟，能否迎来“转机”?
领导干部不吸烟对于控烟有推动
2013年12月30日，《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专家座谈会召开。资深控烟人士、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杨功焕表示，这一《通知》在我国控烟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个通知不是一个简单的通知，它代表了党中央和政府在控烟方面的态度”，杨功焕一直致力于我国的控烟事业，她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控烟“进展甚微”，仅仅依靠民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说：“有的时候，一个城市的控烟立法进程，往往会因为这个城市的领导干部是烟民而停滞，当领导干部更替时，也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领导干部不吸烟，对于控烟就有很大的推动”。
对于这一问题，广州市控烟办主任伍任初深有感触，“2010年，广州市人大召开论坛探讨控烟，但同一天一名干部视察烟草公司，称要将烟草产业做大做强。” 如此情况并不鲜见，也暴露出了我国“控烟”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所在。
“控烟”与“烟草经济”长期博弈中，控烟界处于弱势地位。控烟人士承认，控烟运动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但另一方面，巨额的财政收入让烟草行业成为政府的钱袋子，难以割舍。国家烟草专卖局统计显示，2012年，烟草行业上缴国家财政7166.62亿元，同比增长19.42%，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约6%。
早前，按照我国加入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相关要求，我国承诺在2011年1月9日前实现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100%禁烟。至今，《公约》在我国已经生效7年，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
随着《通知》出台，中国控烟能否兑现承诺，在杨功焕看来，一部全国性立法显得尤为重要。
全国性禁烟立法呼之欲出
在控烟措施中，最强有力的莫过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控烟法律。
遗憾的是，目前国家层面的控烟法律至今未面世，倒是已有地方立法机关率先尝试。根据2013年12月中旬举行的第16届全国控制吸烟经验学术交流会上发布的消息，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哈尔滨等10多城市已经出台地方性禁烟法规。
“国家层面如果不对烟草行业进行控制，地方执法是很难有起色的。”伍任初坦承，在2010年9月，《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几经波折后，在全国率先将办公室列入禁烟区域。
杨功焕认为，通过两办《通知》的出台，可以有效推动已有法规的执行，也可以有效推动国家层面立法的制定和执行。她透露称，2013年9月，全国人大法工委等相关立法部门已经在积极推动禁烟立法。目前，国家层面的控烟法规已纳入全国人大2013年三类立法计划。
其实，卫生部早在2011年就颁布《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里面明文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只是，收效并不理想。
杨功焕指出，效果“打折扣”背后正是让控烟人士备感无力的现实，陆续出台的地方性法规，与卫生部门在控烟上表现出来的巨大决心一样，它无法平衡烟草业主管部门、烟草行业的利益纠葛。
目前，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是监管部门又是烟草企业，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履约协调小组由烟草专卖局的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履约小组自然未能真正发挥职能，全国性禁烟法律多次呼吁未能出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未来的控烟，我只能说是持谨慎乐观态度”，两年前，杨功焕从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位置上退下来，她对“控烟”面临的困难有着清醒认识，“随着《通知》出台，希望控烟部门能借此‘东风’，积极促成禁烟立法。”
